▲在这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关于周佛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汉奸的三重身份，见诸于文字的介绍评判汗牛充栋；近几年，关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成为国民党军统卧底也有文提及。其实，周佛海除了上述几种身份外，如果再替他认真梳理一下，吓人一跳：生在中国近现代民国乱世的周佛海其人，乃变化无常之第一千面人也。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年５月，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起初，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入校后，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当时，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不得不滞留上海。在此期间，周佛海和陈独秀、张东荪等人见了面，并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年11月7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共产党》月刊，周佛海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以“无懈”的笔名，相继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了“一大”。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建立党的全国性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一大”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
国民党新星蒋介石的追随者
年３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照理，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与杨淑慧同居以后，沉溺在温柔之乡中的他没有继续前进。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的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年即将毕业之际，他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担任了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决意与党分道扬镳。年，周佛海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国民党新星蒋介石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他多次拜见戴季陶。蒋介石的“兄长”戴季陶对周佛海这个反共“后生”寄以“厚望”并面授机宜。周佛海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并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年11月，他参与“西山会议派”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并被推举为宣传部长。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终于靠上了握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周佛海主持。
国共皆欲捕杀的漏网之鱼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武汉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已经铁了心追随蒋介石的周佛海不甘心受排挤，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利用夏斗寅进攻武汉的机会密谋逃走。周佛海带着妻儿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追随蒋介石。
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令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但他在船上便被南京政府的国民党人发现，并向上级报告。由于“清党”，南京政府因为周佛海曾经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便派人跟踪他，并电告上海军政方面逮捕周佛海。周佛海一到上海，上岸后立即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当时的上海，凡是共产党抓到了就杀，但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侥幸得以免除一死。杨淑慧向陈立夫、陈果夫等各方求救，案情得以延缓。“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哪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周佛海日记》）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并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一听说自己的忠实“粉丝”从武汉脱身到了南京，喜出望外，立即下令予以开释。历史的发展在某个时段和局部也似乎存在着某种偶然。假如周佛海不是在周末到达上海而直接被上海市的清党机构捕杀，那中国后来的抗日战争历史是不是要改写，还真正说不定。
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两国三方看重的野心家
蒋介石回南京后，惊魂初定的周佛海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日本军特方面对他也十分赏识。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仍然认为不得志，并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
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
自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后，大权独揽。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周佛海也步步升迁，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得以为蒋代拟重要文稿。他负责出版以反共、巩固蒋反动统治为主旨的《新生命》月刊，并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高喊“共纾国难”，但又不愿放弃私利，分别在三个地方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周佛海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国民党四大。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12月29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周佛海还一度列席南京临时常务会议。年１月，经蒋介石同意，周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年３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内，他达到了自己个人权势的顶峰。
汪伪政权的三号核心人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并拟定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步骤和办法。经过秘密策划，年12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甘心当汉奸卖国贼。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
年７月，汪精卫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公开宣传建立伪政权。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立即与汪精卫相呼应，发表《回忆与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为他叛国投敌进行辩护，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停战议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卖国论调，自然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宠信。从此，汪精卫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年８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了取得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合法依据，在特工总部所在地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周等人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着又开始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活动。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成为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旋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先后任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质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
国民党军统的“卧底”
周佛海当汉奸，但也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条道走到黑。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虽然主观上是“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的将来留一条后路，但客观上也加速了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灭亡。
中共地下党争取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周佛海进行了策反。抗战期间，潘汉年到上海主持我党地下情报工作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的情报网络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76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此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任立即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潘汉年得到该电报内容，立即上报了延安。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国民党蒋介石一方大为震惊。
威风八面的“接收大员”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而日军败迹亦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解散南京伪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因为周佛海曾是蒋的亲信，确确实实为蒋巩固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接电报后，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誉嘉奖周佛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并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从臭名昭著的第三号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大汉奸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凛凛威风不减当年。
翩跹在女人丛中的风筝
个人生活方面，好色是周佛海的一大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染上了花柳病。周佛海是色中饿鬼，时人称他是“一只在女人丛中飞翔翩跹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持线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周佛海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人，叫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郑妹长相俏丽出众，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两家世代联姻。结婚一年，夫妻感情还不错，郑妹先后为周佛海生下了一女一男。年暑假，周佛海在上海与杨淑慧相识，遂喜新厌旧，一封休书休掉了老家发妻。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再次见到杨淑慧，并直接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父母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同居。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她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亲才同她通上信。年10月2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后，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力量，生活上一天比一天糜烂，要不是杨淑慧“管教”很“严”，周佛海在这方面恐怕就更难让人想象了。
周佛海虽然对杨淑慧的感情不错，但生活中仍然常常出现第三者。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鬼混。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又名“小伶红”）。早在年四五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他请来京剧名角十七八岁的“小伶红”，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即勾搭在一起。周佛海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着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在地上磕头求饶。“小伶红”还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
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的坊间传为笑谈。
唯一获得特赦的汉奸要犯
年9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大捉汉奸，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那些汉奸，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吓得汉奸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周佛海是伪财政部长、银行总裁，戴笠想从周佛海身上捞一大批金银财宝，就口蜜腹剑满面笑容地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上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年9月30日，战战兢兢的周佛海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实际上周佛海被戴笠“软禁了”。
戴笠得到了周佛海的“孝敬”，周佛海也暂时获得了戴笠的“保护”。但不久蒋介石包庇周佛海的行为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命令戴笠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年11月７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生。”杨淑慧得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四方奔走，找到戴笠，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周佛海当年的老朋友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周佛海“特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
顾影自怜的现代版“李后主”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反复掂量“终身监禁”的分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八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其一
暮蔼苍茫夕照斜，炊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其二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其三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其四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单单从这些诗作来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
也许是对不祥的命运有所预感。周佛海在自己的《往矣集》中，曾经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绝不是我的聪明才智所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乱世千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
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草蔓蔓，大江滔滔，一代巨奸，历史定格，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期
作者：张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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