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指出《阿Q正传》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并认为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
建国前阿Q这一形象主要被解读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基于阶级分析论而被解读为“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应该说这种由外而内的社会历史批评固然阐释了阿Q的部分本质，但显然不是全部，因此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他的一切努力挣扎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期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的正常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们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2]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钱先生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对《阿Q正传》的文学地位作出了较准确的定位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的眼光与卓识。
而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则在其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则对这篇杰作颇有微词。夏氏并不否认《阿Q正传》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但同时也认为：“就它的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相反他认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4]夏氏的微词如果单就艺术标准而论也许不无道理。他以道德意趣与艺术趣味这两个标准来观照中国现代小说，其核心思想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固然体现了一个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某种立场，即企图建立一种普世价值的努力，但夏氏的小说观似乎有些矫枉过正。
经典的魅力在于能被不同的读者进行阐释，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任何一种阐释都不能脱离文本的原意，否则就没有任何标准可言了。如何才能追寻到文本的原意呢？笔者认为只有回到作者写作的文化语境去有可能真正追寻其意义。基于此，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喻。
儒家思想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追求“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因此孔子特别强“仁”和“礼”，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将仁和礼联系起来。在孔子看来，仁爱之心的获得需要通过具体的修养，这就是后来《大学》所总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八目”。这种仁的外在形式需要用礼来固化，所以儒家认为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形式上达到了要求，内容也就能有所附丽。比如通过祭祀祖先的隆重仪式后，慎终追远之心也就自然产生。儒家发展到荀子后就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荀子是儒学也是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其后儒学思想发展的方向其实是延着荀子的方向走下去的，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完成了由百家争鸣之一家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华丽转身，也形成作为封建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的“三纲”，以父子夫妻的家庭关系为依据，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以君亲、忠孝为纽带，以移孝作忠为目的，实现家庭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其中心要求是把孝和忠绝对化，其实质是强化家庭的宗法统治和封建君权。[5]儒学的出现顺应了农耕文明的要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文明，儒学功不可没。然而一部中国史实际上也是儒学上演的一出正剧。正剧又称“严肃剧”。黑格尔把这种戏剧体裁界定为“把悲剧的掌握方式和喜剧的掌握方式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