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美国作家温斯顿葛鲁姆去世，享年77岁，他于年创作长篇小说《阿甘正传》，改编成电影后大获成功。“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成为《阿甘正传》经典语录之一。
《阿甘正传》原著作者温斯顿葛詹姆（WinstonGroom,-），美国作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长大，毕业于亚拉巴马大学。曾做过越战随军记者，后来从事专业写作。自年以来发表过七部作品，包括颇受好评的越战小说《缅怀好时光》。他的传记作品《与敌人对谈》曾获年的普利策奖提名，年出版的《光荣的寿衣》，描述了美国南北战争中最后一场大战役的历史，涉猎的题材可谓十分广泛。《阿甘正传》是葛鲁姆年发表的讽刺喜剧作品，改编成电影后大获成功。
《阿甘正传》作为豆瓣电影Top中排名第三的高分之作，被誉为“一部美国近现代史”。但在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看来，“《阿甘正传》成功地抹去了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痕迹，巧妙地实践了男权、父权秩序的重述，而5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成了《绿野仙踪》中的堪萨斯——“你永远会回家，永远要回到堪萨斯”，并成为传统美国价值的理想体现，但我们同样可以在细读中发现，理想家园、“恩许之地”只出自一种成功的“谎言效果”——因为它在文本中从不存在。”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andDesire,AfterPost-Cold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重写的历史与讲述神话的年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甘正传》在视觉层面最为奇特、无疑极端昂贵却貌不惊人的元素——片头、片尾处一片飘飘洒洒而来、飘飘洒洒而去的羽毛，正是阿甘神话的象征性元素。这片在极端真实的场景中、为摄影机所“跟拍”的羽毛，事实上是电子技术合成的奇观。有着充分的质感、带着真实的光影效果的羽毛，有趣而恰当地成了对阿甘神话的阐释：看似微不足道、随风飘零，表述着生命的无奈和命运的偶然；实则是苦心营造的视觉奇迹，那优美飘过的弧线、那飘飘落地旋即随风而起的轨迹，所穿过的是平凡的场景：公共汽车站，某种人生驿站或公共岔路口；而这个如此真实的影像，却是通过高科技贴附、嵌入到真实场景的视觉幻象。
《阿甘正传》片头的羽毛
在《阿甘正传》中，我们“目击”阿甘穿越历史，几乎亲历了“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刻，创造着历史上与现实中不曾发生的和解。而正像我们已然讨论过的，这“穿越”与“目击”，却和那片神奇的羽毛一样，只是电子技术所苦心营造的奇观。整部影片采用了闪回结构，板正的阿甘捧着一盒巧克力，坐在公共汽车站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但这故事，却是对整个美国战后历史的重写，或曰重新组装。
阿甘所“亲历”的历史时刻，大量采用了极为著名的新闻纪录片或电视报道的画面，观众将“亲眼目睹”阿甘正置身在那一历史场景之中。于是，阿甘这一角色成了一处书写战后历史的“新的”共同经验的空间。
阿甘的扮演者、好莱坞巨星汤姆汉克斯在接受传媒访谈时，和影片的导演及主创人员一样，不断强调影片所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阿甘正传》是一部“非政治电影”；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观众永远会相信他亲眼目睹的东西”。换言之，当影片事实上涉及了近乎全部美国战后的历史场景，它便不可能与政治无涉。观看并且只能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画面的观众，不可能不因此而重新组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经验。事实上，在影片热映期间及其后，不断有人为影片创造其特殊的视觉奇观的方式表示忧虑，他们担心观众会因此而在视觉观看的层面上，进一步丧失分辨真实与虚构的能力。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如此“真实”地重现了战后美国的历史，它对于历史场景的取舍便格外意味深长。不仅影片所讲述的故事、讲述的方式，而且影片在这段历史中所开出的“天窗”——那些未曾讲述的历史时刻、那些结构性的空白，都显得分外意味深长。
我们首先从较为单纯的分析层面——影片的改编或曰从小说到电影，来考察影片所做的最初的定位和选择。这部号称根据温斯顿格鲁姆的同名小说《阿甘正传》改编的电影，情节与原作大相径庭。在原作中，阿甘是一个满嘴脏话、性欲极端旺盛的弱智者。60年代，他曾加入性狂欢并吸毒，在反战集会上将国会勋章抛下讲台。故事的主线是他一度加入摇滚乐队，继而成为职业拳击手，其后和一只猴子一起作为试验品被送往太空。换言之，在原作中，穿越了历史的阿甘，确乎加入到了历史的典型情境之中；而并非如影片那样，他被命运的偶然推入了每个历史时刻，但始终超越于那些历史场景，纯洁无邪、至少是懵懂无知地身在其中却置身其外。
影片所添加的一个原作所没有的角色，是阿甘的母亲。原作中的詹妮，的确是一个实践性解放的女人，也是一名激进活跃的反战人士和反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原作中，她的个人生活与她的社会实践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在影片中，我们已然看到，詹妮的个人生活与她的社会政治行为二位一体。我们将对此做出进一步分析。这一简述，已足以使我们看到从小说到电影，已成功地设定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预期。作为对战后美国“历史”的重述，除了阿拉巴马大学校园事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袖却在影片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
阿甘“幸运”地遭遇到一连串著名的历史人物：诸如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象征之一猫王，猫王正是从带着矫正器的阿甘那里学得了他著名的舞步；诸如著名的种族主义者、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在他试图阻截黑人学生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刻与阿甘相遇；诸如活跃在反战运动前沿、被称为“和平游击队”的甲壳虫乐队的核心人物约翰列侬，阿甘与他同时出现在电视台（尽管这一场景别具深意）；阿甘在电视画面中看到了肯尼迪兄弟和他们遇刺的时刻；阿甘受到约翰逊总统的接见，由他亲手授予国会勋章；阿甘出现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最重要事件——乒乓外交之中，作为美国代表队前往中国，因此再度进入白宫，面见尼克松总统，并因此而目击致使这位总统垮台的“水门事件”。影片也同样借助电视报道画面，呈现了美国总统福特、卡特、里根等人的历史画面。
阿甘面见尼克松总统
然而，对照着50—80年代的美国，参照着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黑人民权运动的缺席，我们不难发现，在阿甘“平凡”而充满奇迹的一生中，与他的生命历程相交会的美国重要历史人物都是白种男人，而没有任何一个黑人、有色人种或女人。颇具深意的是，阿甘和詹妮一起在黑人民权运动组织黑豹党的总部中遇到的同样是白种男人，在这一空间中甚至没有可以辨识和指认的黑人形象。于是，似乎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组织黑豹党也只是白人社会的内部事件，而并非黑人主体的社会运动。只有白种男人以主体的姿态充满了这历史的画面，也只有白种男人成为这段激变中的历史所制造的牺牲者。与此相并存的，则是影片中反战和民权运动的骨干分子一律衣着肮脏、满怀怨憎、满嘴脏话、殴打女人。这成了反叛者的肖像或曰漫画像，而不曾提供任何稍有差异的形象。
阿甘与反战人士站在一起
影片的另一条主线——詹妮的生活道路的呈现，成为影片重写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的生活脉络，成为与阿甘生命彼此交错的叙述线索。但阿甘生命中的这段真爱，却以爱情故事的表象，隐藏了影片中一处重要的叙事策略，无疑也是意识形态腹语术所在。一如影片成功地从50—80年代的历史中抹去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印痕，它同样从影片中抹去了这段历史中同样突出而重要的脉络：妇女解放运动；而且一如它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民权运动的重写方式——抹去黑人主体的反叛斗争，而代之以阿甘/布巴的友谊、种族间的互惠与不可能的大和解，影片中不仅比抹去黑人民权运动的表象更为彻底地抹去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表象，而且通过詹妮——这个离家出走、反叛主流的迷途者，将其呈现为彻底的失败与自我毁灭之路。
阿甘与詹妮
在影片中，寻求解放之路的詹妮始终不曾获得任何意义上的解放，她的反叛之路首先将她带往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彩页；她所怀抱的典型的50—60年代美国青年的梦想——成为一个民谣歌手，只能将她带往裸体演唱的舞台。当詹妮裸体怀抱着吉他、面对着下流污秽的观众演唱作为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之心声的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时，影片所追求的谎言效果已昭然若揭。当她身着花孩儿的衣装投身反战与民权运动之时，影片却仅仅将她呈现为那个黑豹党的核心人物的宠物与殴打对象。
一次次地，是阿甘、也只有阿甘在男人的暴力和侵犯中救出詹妮；但一次次地，詹妮再度离开阿甘，更深、更远地走向深渊。梦想着成为一只自由鸟的詹妮，在影片中却始终走着一条自毁之路。这在影片中甚至不仅是一种象征，而且直接呈现为詹妮的自毁冲动：一次是当阿甘把詹妮抱下了裸体演唱的舞台，将她从下流男人的侮辱与侵犯中抢救出来之后，身心俱疲的詹妮在高高的桥栏旁，问阿甘、也是问自己：“如果我跳下去会怎样？”另一次则是影片中近乎唯一的例外：客观、全知叙述（而非阿甘自知叙述）的场景中，我们看到詹妮已跨出了摩天大楼上层阳台的栏杆，凝视着下面大都市夜晚的车水马龙，但终于退了回去。
似乎不是反叛、不是寻找不同生活方式的理想，而是自毁冲动让詹妮无法控制地飘零。尽管阿甘将她从蛮横的黑豹党男人手中救出，但她终究再度回到那男人身边，跟着他登上了开往伯克利——60年代反战、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之一——的轿车。我们将在阿甘、丹共度新年夜的同时，看到詹妮从那男人身边悄然出走，镜中的詹妮那青紫的眼圈告诉观众，她所遭到的身体暴力并未停止。
如果说，通过阿甘与詹妮的爱情，影片成功地书写了战争与反战、主流与反主流的不可能的和解，那么，阿甘的成功之路与詹妮的失败之路（当她最终脱离了反主流文化运动，只能成为一个餐厅中的女招待，且感染了艾滋病）两相参照，便无疑成了主流社会、主流道路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胜利宣告，其中不言自明的是：似乎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不能将女人带往解放和新生，而只能带往堕落与毁灭；只有男人、代表着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的男人将最终拯救她、接受她或曰回收她，给她一个家、一个最终的归宿。事实上，当这历史的画卷因过多的局部放大与空白的出现而完全改变了的时候，詹妮们的反抗便成为纯粹的“混乱”自身，她/他们便成为这场大混乱的制造者与受害者。
一位名叫伯戈因的美国学者使用了“修复性记忆”的说法，以阐释《阿甘正传》的历史效应。文章指出，电影是一种记忆装置，它可以像修补物那样起修正作用，补充甚至替代人的记忆。而《阿甘正传》则在呈现60年代历史时，出现了“技能障碍”。影片似乎相当天真无邪地让阿甘表白：“为什么有些事就记得好清楚，而有些事就想不起来了呢？”于是，诸多阿甘想不起来的东西便在历史的图景中化作乌有，而我们却无从责怪一个智商只有75的人物。
其中一个对中国观众来说应该别有意味的场景，便是作为美国乒乓球选手而到中国参与了中美友谊赛的阿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的“智商”令他对中国的描述只有两句：“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不上教堂。”早有美国学者指出，依照阿甘的叙述，彼时彼地的中国只剩下了“赤贫”和“渎神”两大特征。而这一拼贴的历史画面却由坐在阿甘身边的甲壳虫乐队的灵魂约翰列侬来“见证”。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于是，阿甘现象就不再是一时狂热，而是一个表述事件，是由阿甘及其故事的内涵所引起的持续的文化斗争。”
片中和约翰列侬一起出镜接受访谈的阿甘
而这持续的文化斗争，必须联系“讲述神话的年代”，联系其摄制、放映年代的美国社会政治事件予以解读。在《阿甘正传》上映前两年，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过一个有趣的“表述性转折”。时任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与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竞选，争取连任。在这场选战中，乔治布什与其助手奎尔共同采取了一个新的陈述策略，即试图刷新道德话语，尝试建立某种全面的道德政治。他们的竞选策略建筑在一个关于美国社会的道德论述之上，即认定彼时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与美国的道德水准和家庭价值遭到持续贬值有关。
在此过程中，一个引发了美国媒体论战的事件，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奎尔发表了一篇演讲，激烈抨击美国社会道德沦丧。其抨击对象集中于一部中午播放的、围绕着女主人公墨菲布朗生活展开的电视肥皂剧。这部肥皂剧已经制作播出了二十余年，叙述一位单身职业女性的生活，广受美国白领阶层的喜爱。而奎尔在其竞选演说中激烈抨击这部肥皂剧，并且明确提出了单亲家庭、单身女人和家庭破裂对美国社会的威胁。他认为正是传统家庭价值的下降，使得那些由单亲母亲所抚养长大的孩子们先在地轻蔑父亲；而父亲权威先在的缺失，则造成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
也正是在这一年，美国爆发了洛杉矶暴乱。年9月美国传媒爆出了一个轰动性新闻，四个美国白人警察拦截一个超速驾驶的黑人失业工人，并将后者拖出车外野蛮殴打。这一发生在街角的暴力事件，被路边的居民用摄像机录下了全过程。失业黑人将白人警察告上了法庭，审判结果是法官宣告警察无罪。当电视台播放街边录像者记录的真实过程之时，洛杉矶一片哗然。最初只是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由黑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国警察及法律机构的种族歧视。但是为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抗议活动很快酿成了一次全城大骚乱，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焚烧活动。骚乱整整持续了4天，美国政府被迫出动海军陆战队予以平息。在这次骚乱中死亡55人，伤余人，有人遭逮捕，许多公共汽车被政府征用来押运犯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亿。
年美国洛杉矶暴动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是年瓦茨暴乱的重演。但事实上，年洛杉矶暴乱的动因更为复杂。它无疑是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又一次引爆，但同时是美国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严重问题的大曝光。与此相关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当年洛杉矶政府讨论城市发展规划之时，以一票之差否决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设施的提案而选择发展高速公路网的计划，其结果便是今日无中心的“后现代的城市”洛杉矶的出现。这一无限扩张的超级都市的延伸，伴随着持续的郊区化过程，有钱人（多数是白人）渐次离开城市搬入郊区，形成了卫星城中一个又一个的中产阶级社区。与此同时，原市区因失去了中产阶级的税收而丧失了进行建设和维修所必需的资金，渐次成为肮脏和罪恶的所在。洛杉矶暴乱的一触即发联系着整个城市久已被整个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社会改建所抛弃并遗忘的事实。
因此，洛杉矶暴乱中的主要事实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悲剧：由于绝大多数白人早已搬离原市区，因此抗议种族歧视事件而发生的暴乱，几乎完全不曾触及白人的利益与生活；相反，主要发生于城区的暴乱，事实上成了黑人与亚裔移民间的冲突。为暴乱者所捣毁和焚烧的座建筑中，大多是亚裔移民的民居及其开设的商店等民用设施。
这一震惊了全美的暴乱，当然成了竞选双方所争夺的“素材”。共和党的候选人对此的论述正是：请看传统家庭价值贬值造成了多么恶劣的结果。同样在奎尔的讲演中，他有意识地将脱离了男性掌控的单身女性、单亲家庭和“目无法纪的黑人”含蓄但一望可知地联系在一起，而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只字不提。有趣的是，尽管在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获胜，共和党未能赢得这次选举，但是他们的道德政治策略却全面获胜；甚至其政敌民主党也被迫接受了这一基调，致使美国评论者讥刺说，这次选举成为谁是更有水准的道德象征的竞赛。
而时至年，当国会大选再度成为美国社会热点之时，《阿甘正传》则被共和党直接用作选战中的砝码。正是联系着这一具体的美国政治语境，美国学者艾米陶宾指出：在年国会大选之前的政治气氛中，把《阿甘正传》的历史修正当作玩笑一般视若无睹实在是相当困难。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去分析影片并不“说谎”的谎言效果，或许会获得另一些解读点。我们会看到，尽管《阿甘正传》成功地抹去了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痕迹，巧妙地实践了男权、父权秩序的重述，而5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成了《绿野仙踪》中的堪萨斯——“你永远会回家，永远要回到堪萨斯”，并成为传统美国价值的理想体现，但我们同样可以在细读中发现，理想家园、“恩许之地”只出自一种成功的“谎言效果”——因为它在文本中从不存在。
阿甘本人便是一个无父之子，在单亲母亲的家庭中长大；而母亲为了能让他接受普通教育而非进入弱智者的特殊学校，便与校长通奸；詹妮则显然在童年时代就遭到了父亲的性侵犯——种种家庭性侵犯、性暴力，正是美国主流社会讳莫如深的“柜橱里的骷髅”。在影片中，这一事实始终不曾正面呈现或印证。如果说影片给出了所有“真实”的或可能做出另类解读的点，但它也同样借助文本策略再度成功地遮蔽起这些表述。如果你成功地戳穿了影片对美国历史的剪辑和改写，那么，这些真话便成为某种防御机制：阿甘毕竟是一个弱智者，所以他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当然绝非可靠；詹妮的故事则似乎只关乎个人，一个因为童年的创伤性经验而不断离家出走，甚至有着自毁倾向的女人的“个案”。
而影片最成功地遮蔽的正是借助阿甘——这位穿越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理想人物、理想男人，救赎了所有的苦难。影片的尾声中，我们看到阿甘给了詹妮一个理想的家，同时最终推平了詹妮昔日的家。如果说，在历史中，美国社会的道德也未曾完满无瑕，那么，阿甘才是重建完满道德的力量。一部电影，一次商业奇迹，便是这样在与现实的多重对话和互动中成了一部神话，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成功演说。
END
相关推荐
《给孩子的电影》由当代知名人文学者戴锦华编选，在世界范围内，遴选出50部经典电影，几乎囊括了世界电影版图的各个角落。在编选过程中，戴锦华跳脱出“横”的地理空间，以“纵”的时间的概念串联百年电影时光，囊括除大陆以外的港台及海外的各语种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编选这50部电影，戴锦华和她的编选团队，注重第三世界电影的发展，除好莱坞外的国家，比如伊朗的《小鞋子》以及东欧的电影，力求让电影在孩子心中不仅是“眼睛的冰淇淋”，还是心灵和视野的启蒙者与拓荒人。除选出的这50部外，还特意又以列表的形式，列出50部影片。一来求其全面，有些同样精彩的电影，遗漏可惜；另一方面，也是让有兴趣的读者作为延伸阅读与观摩的参考。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原标题：《戴锦华
这部豆瓣9.5的高分之作，成了一次意识形态的成功演说》
